我们尝试构建“制度生活”的分析框架，以“自主性”为观察对象，试图更有效地呈现和解读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。“制度生活”的分析框架并不背离“国家社会”范式的价值取向，也不否定社会力量约制国家权力的企图，但具有自身的独特解释力量。

　　以自主性的生长情况为标尺，从制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变化角度出发来分析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变迁轨迹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1978年以前，我国在特定政治和经济目的支持下，基本上构建起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，包括单位制、人民公社制、户籍制、阶级分类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。社会生活由此被组织起来，总体性社会基本形成，社会生活至少在理论上完全被纳入国家控制领域，自主性被最小化，权利意识几近销声匿迹。

　　1978年社会管理制度的主动变革，生活领域的自主性有了合法生长的制度空间。但是，制度变革的激进化在释放生活领域的自主性的同时，也可能把生活领域的自主性推到尴尬的境地，造成社会利益结构严重失衡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，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制度缺损与自主性的丧失、个人自主性与传统社群式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、阶级阶层分化与底层自主性的沦丧，等等。

　　重新调整自身与变化了的生活领域的关系，是新一轮制度变革的主题。根据当下的中国现实，制度变革的核心目标是“保卫社会”，保卫社会的努力是从和谐社会理念提出时开始的。以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为标志，中国政府开始正视第二阶段提出的挑战。从理论上分析，和谐社会理念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主要有三项内容：重点是调整社会利益结构，建立公平公正的再分配制度，保卫作为公民的每个个体的社会权利；其次是以保卫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为基础，把“民主”、“公平”、“正义”等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特征融入到“稳定”理念中，让活力同秩序有机结合，形成新的稳定论；最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价值体系，促进和谐文化成长，引导社会责任同自主性的共同发展。

　　以上三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制度与生活之间的三种关系模式：制度对生活的无条件全面监控和改造；制度对生活的放任；制度与生活之间在互动中互相改变。显然，第三种模式是最为理想的。